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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国父 丹徒国师
   

    ( )根据天主教罗马教廷在世界各教区办学的部署,联合志 同道合的友人英敛之,于 1912年积极上书梵蒂冈教皇,倡议“在我华提倡学问而开大学堂”,“广收教内、外之学生,以树国中之模范”。结果争取到教皇必约十一世亲自捐资十万里拉,委托美国本 笃会总其成,于 1925年在北京创办了私立辅仁大学,他名列董事 会董事。

    ( )遵循中国《奏定学堂章程》 (1904)规定的原则,通过“各省 官、绅倡捐”的途径集资办学,“不别官、私,不分省界,要旨乃于南 北适中之地,设一完全学校”,最终办成“新式的中国大学,和欧美 大学教育并驾齐驱”。这所学校就是他在 1905年因震旦学院与法国教士有了重大的办学章程之争后,支持爱国师生并亲自主持重新创办的复旦公学——今日复旦大学的前身。由于缺乏基金和基 地,创办复旦条件最艰苦,所得成就也最大;孙中山极为支持复旦 事业,也名列复旦董事。

    马相伯的教育思想精粹,在他本人于 1935年九十五岁时发表 的文章《从震旦到复旦》中,归纳为“以下数种信条:一是不谈教理; 二是注重文艺;三是崇尚科学”。

    一、教育救国,不谈教理

    马相伯本人是一位真诚的、人格高尚的宗教家,他维护宗教信 仰自由,不受政治干涉,他赞成广大人群“信仰‘无邪术害人’的宗教:。他认为:‘‘神学为我们宗教徒必修的科学,而且为最高的学问。”他本人就是神学博士。但是,他指出:“神学的对象为第一原 理.为造物主,其最终解答为不可知”,而他面对的时势,却是“我中 国其危急存亡之秋乎:各国乘我中国之罢敝,夺我疆土。凌我黎民, 占我政府,拒我使臣,国耻孰甚 !”他办学的动因在于“概自清廷外 凌替 ,一不知公法,二不习制造,人手工夫则文字尚无”,因此,当 务之急是教育救国 !因而他确定的办学方针是“广延通儒治泰西土 大夫之学”,而不是神学;是“俾吾国有志之士得以研究泰西尚诸学术.由浅人深,行远自迩,内之以修国民之资格,外之以裁成有用 之人才”。他认为,“文化之发皇也,不于其茁芽之地,而于其移殖之地”;中国有过光荣的历史,“四千六百年中,年表同时代,幅员同广 袤,政治同开一统,文治又同冠千古于古三大部洲者,非西汉与西 罗马欤?”但当今中国落后了,“处积弱之地,曚聩闭塞,于斯为盛…… 乃欲发聋振聩,力图自强”,必须“治泰西士大夫之学”,“沟通泰西 学术之源流”,引进和移殖泰西各国的近代政治哲学和科学技术, “以光荣其祖国”,“以金碧辉煌我国土”。既然旨在教育救国,所以 “不谈教理”;这便是马相伯从创办震旦到创办复旦所一再坚持的 基本原则,也是这位有着深厚的宗教信仰背景的老教育家极为光 辉的爱国主义教育思想。

    二、注重文艺,培养治国人才

    马相伯指出,泰西士大夫之学“分文学、质学 (日本名之日科 )两科”。 1903年,他为震旦学院制定的文学课程包括正课三种: 占文 (如希腊、拉丁文文字 ),今文 (如英吉利、德意志、法兰西、意大 利文字 ) 和哲学 (论理学、伦理学、性理学 );包括附课三种:历史、舆 地和政治 (社会、财政、公法 )。可见,他所指的“文学”或“文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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