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百废待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处在十分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向何处去？十年浩劫，中国的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学校
教学秩序混乱，广大
教师受到摧残，青年一代丧失了接受科学文化教育的机会，教育发展路在何方？中国走在了十字路口。
1976年10月那个金色的秋天，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人民渴望教育振兴，国家建设呼唤
人才，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上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教育改革怎么搞，大学怎么办，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而此时各条战线专门人才短缺，人才匮乏已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最大制约因素。
1977年5月12日和5月24日，即将复出的邓小平在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谈话中就强调：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发展科技必须抓教育，一定要在党内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他敏锐地指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恢复邓小平党、政、军领导职务的决议。邓小平刚一恢复工作，就以一个政治家、战略家的气魄和勇气深刻地思考着中国的前途命运和发展道路问题。中国的道路如何走，走向何方？应当从何处入手？以哪里为突破口？邓小平主动请缨，郑重地向中央提出分管科技、教育工作的请求。邓小平认为，中国要走现代化建设之路，要改革，就必须寻找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科技和教育。他敏锐地认识到教育是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并亲自指挥和领导了教育界的拨乱反正和全面恢复教学秩序的工作。
教育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当时面临许多困难和障碍，“两个估计”就像一个巨大的精神枷锁仍压得知识分子喘不过气来。邓小平首先选择把推翻“两个估计”作为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的突破口。在当时政治形势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的情况下，1977年8月8日，他以政治家的智慧和胆略，在科学和教育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
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同年9月，他在与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时再一次尖锐地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他充分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工作的成绩和知识分子的作用，为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教育战线全面拨乱反正、整顿教育教学秩序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为此后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开辟了先河。
在邓小平的倡导和领导下，教育战线打破徘徊局面，开始了全面恢复和整顿，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教育教学秩序开始得到治理。
很快，随着学制的恢复与重建，全国教育迅速摆脱了混乱局面，逐步走上了
健康健康健康发展的轨道；随着全国教育界知识分子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被平反，广大教育工作者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
中国教育的春天来到了！坚冰初破，思想解放的曙光依稀可见。
1977年，在人们的思想还没有从“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情况下，邓小平首先以遭受严重破坏的教育战线作为突破口，开启了中国社会的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的伟大航程。以此为开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主导下，国家部署和启动了恢复高考制度工作，并进一步扩大派遣
留学生。邓小平决策的教育领域的改革“为帮助全党全社会解放思想，冲破‘两个凡是’思想束缚，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绝不仅仅是教育领域的事情，它是全面拨乱反正、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一个突破口”。
这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决策，历史地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和前奏。
（二）恢复高考——中国改革的先声
二○○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广西昭平县昭平镇上岸村
小学一年级
贫困生梁丽华同学在语文课上大声朗读。春季学期，得益于国家对西部农村
孩子免除“学杂费”和贫困生“两免一补”政策的实施，该校的二百八十七名山村孩子开始了新学期的学习。（本报资料
图片）
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岁月里，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步建立起来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制度被彻底否定，学校教育秩序混乱，学生停课闹革命，全社会没有了学习知识的动力和活力，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改革高校招生制度成为当时加快人才培养的迫切需要，也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
虽然1970年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开始试招“新生”，但招生对象仅限于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
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农民、解放军官兵（简称“工农兵
大学生”）。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这一做法一直实行到1976年。
1975年，邓小平领导开展全面整顿时，在多次谈话中对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方法和提高教学质量问题发表过意见。他说：“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他要求教育部搞一个教育工作汇报提纲，他当时主张搞一些试点，通过考试直接从
高中生中选拔一批优秀学生到大学深造。遗憾的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和很快发生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的这些正确主张没能得到实施。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春天，教育真正被提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1977年6月29日，由教育部组织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太原召开。但在当时“两个凡是”的束缚下，会议基本上维持了前几年的招生规定。8月4日，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就在教育部报送《报告》的同一天，邓小平在北京饭店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1977年，在正式决策恢复高考前夕，邓小平在关于科技和教育问题的多次谈话中，就尽快改变“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高等学校招收工农兵学员制度和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问题，提出了两点重要意见：第一，高等学校招生要恢复文化考试制度。第二，提倡高等学校招生“两条腿”走路（大学要从工农兵中招生，重点学校可以从应届高中
毕业生中招），允许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关于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邓小平最初的设想是，1977年用一年时间作准备，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生源一半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一半来自社会，然后逐步走向正规。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在邓小平复出后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期间，恢复高考的决策提前确定和实施了。
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饭店举行。按照邓小平的要求，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分别在科学院系统和高等院校确定了33位与会代表。这是邓小平再次复出后抓科学和教育工作的一个大动作，也是一个畅所欲言的座谈会。邓小平在会前的一段真诚的讲话，深情地感动了与会专家，启发了大家的思路。在邓小平的引导下，大家的议题很快从揭批“四人帮”破坏科学教育的罪行转到为振兴科学教育献计献策方面来，而提高教学质量、改革招生制度，成为其中的主要话题之一。会上，专家们建议党中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专家们说，如果不实行高考，今年又要按推荐的方法招来20万人，好多不合适的，浪费就大了。专家们的一致意见使邓小平受到很大震动。他问坐在身边的时任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西尧说：“推迟招生，还来得及。”邓小平听了，当场决断：“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
1977年8月8日，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就在这一天，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谈到关于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问题时，他大胆提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一个重大的决策就这样确定了。1977年8月，具有历史意义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的召开，成为一个时代的转折点。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中国的教育工作由此出现了重大转机。
1977年8月13日，根据邓小平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指示精神，教育部即刻在北京再次召开了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会议开始后，首先传达了邓小平“八八”讲话及其他一系列谈话精神，代表们深受鼓舞。经过代表们
讨论的招生工作意见，及时地报告给了邓小平，他对文件详细审阅，并亲自修改。在邓小平的亲自指导下，恢复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来的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制度得以全面恢复。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接见了出席全国招生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从1977年起，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者均可报考。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
录取。录取原则是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
招生考试于当年冬季进行，新生春季入学。这次会议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教育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实现了两项重大的拨乱反正：一是推翻了“文化大革命”中压在上千万中国知识分子头上的“两个凡是”，二是决定恢复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这次会议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招生工作会议，历时44天。会议召开时，京城酷暑难耐，蝉鸣如涛，散会时已经是金风送爽，月明中秋。
据当时参加招生文件起草工作的原教育部学生司有关人员回忆：当时“文化大革命”刚过，大家很怕再犯“只专不红”的错误，强调考试了，会不会冲淡政治？会不会让人说只重视智育，不重视德育？
怕人扣这个帽子，所以对政审的规定都写得非常详细，什么拥护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参加集体劳动……把能想到的都写上了。这个稿子当时送给小平同志，受到了严肃批评。小平同志看了非常不满，连说了三个“繁琐”，而且把我们起草的这一段全删掉。后来我们招生文件上写的政审条件基本上就是小平同志起草的。我们觉得如果要考试，比方要印卷子，要评卷子，总要一部分钱，全靠国家拿也是很困难的。我们希望报名费能够定在一块钱。当时中央政治局讨论说，不要增加群众的负担，收五毛钱就行了，这都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
1977年，在邓小平的倡导和支持下，国家作出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的决定后，面临着许多现实的困难。首先，恢复高考动摇了“两个凡是”原则，一些人还有不同意见。其次，1977年的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了，当年组织统一考试，时间很紧。第三，试题出来后，却缺少印试卷的纸张。这么多人要考试，上哪儿弄纸呀？
当时纸张很缺。最后，为这件事还请示了中央，中央当机立断、果断决定，把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先行印刷考生试卷。这才使当年的恢复高考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教育界冲破重重障碍，在1977年冬天恢复了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开后，从农村到城市、从内地到边疆，一代青年奔走相告，笑逐颜开，对于他们来说，真正改变命运的时刻到了。
恢复高考宛如冬天里的一把火，顷刻间点燃了广大青年的
读书热潮，全国上下读书学习蔚然成风。
图书馆、新华书店里人头攒动，成为最拥挤、最热闹的地方。蒙满了灰尘的旧课本，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们到处寻找。在全国拨乱反正的大潮下，高考成为当时社会最大的关注点，积压了整整10年的考生拥进考场。这一年全国有570万人报考，当年全国高等学校录取新生27.3万人；半年后，1978年的夏天，610万人报考，录取了40.2万人，同时还有6.35万人报考
研究生，1.07万人获得了深造机会。冬夏两季，全国共有约1180万名青年参加了考试，迄今为止，这是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考试，堪称一项“世界之最”。
当春雷震荡大地的时候，人们感到了春天的气息，而春天的万紫千红，却是在春雷滚过大地之后到来的。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我国教育改革中较早进行的一项重大改革，强烈地震撼了教育界乃至全社会。恢复高等学校招生制度不仅是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件大事，而且是对整个教育事业、整个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大事。高考制度的恢复极大地改变了当时年青一代沉闷的精神状态，激发了亿万青
少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情，广大教师精神振奋，教育界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全国教育风气为之一新；高考制度的恢复也激活了整个社会，社会风气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为之一变。中国教育和人才培养由此走上了健康的轨道。
（三）
出国留学——中国开放的前奏
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个非同寻常的日子：1978年6月23日。这一天，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作出了关于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由此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留学工作的热潮，中国的留学工作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国门开启，打破了中国长达10年的封闭局面，扩大派遣留学生成为中国开放的前奏曲。
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整个国家处在百废待兴之时，当时的清华大学新领导班子遵照邓小平关于拨乱反正的指示对学校各项工作进行了清查，提出了整顿计划，写出了书面报告，对某些学校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请求中央帮助解决。邓小平对这个报告非常重视，于1978年6月23日下午专门安排时间听取当时的清华大学
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达的当面汇报。这天下午，邓小平同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教育部领导蒋南翔、刘西尧等人，一道听取了刘达的工作汇报。在听取汇报过程中，邓小平对留学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现在我们迈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大学水平，一方面派人出去学习，这样可以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针对一些人的担忧，邓小平当时就指出：“不要怕出一点问题，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即使一千人跑掉一百个，也只占十分之一，还剩九百个。”邓小平还要求：“我们要从外语基础好的高中毕业生中选派一批到外国进大学。今年三四千，明年万把人。这是加快速度的办法。”由此可见邓小平加快扩大留学生派遣步伐的急切心情。在历史的抉择面前，中国没有走封闭的道路。邓小平的这一讲话被称之为“扩大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重要讲话”，对于开创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出国留学工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邓小平高瞻远瞩，从国家和民族未来生存与发展的全局高度，作出了扩大派遣留学人员出国学习的战略决策，从而翻开了新时期我国出国留学工作崭新的一页。
冰河初开，航路多艰。当时中国的大环境是，一方面，经过长期的封闭，人们的思想很不解放，真正懂得出国留学意义、价值的人不多，相反，人们对出国留学，特别是把人派到资本主义国家去留学，还难以接受；另一方面，当时国家刚从“十年内乱”的废墟上站起，经济受到了严重摧残，国家财政非常紧张，于是就有人问，在这种形势下，花很多钱派人出国留学，有这个必要吗？还有一些人把派人出国留学和发挥国内现有人才的作用对立起来。即使是那些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知识分子，当机遇来临时，他们也不是没有顾虑。
据时任教育部副部长李琦回忆：当时我作为教育部分管外事的副部长，既受到极大鼓舞，又清醒地意识到我国长期被封锁，特别是“文革”十年同外边几乎隔绝，同西方文化交流不多，对他们学校的情况，以至如何派遣留学生等，十分缺乏了解，我们只有建国初期向苏联、东欧派遣留学生的经验，要想一下子向西方国家派遣这么多留学生，许多工作确实很棘手。教育部拟订方案时，多方向国内了解情况的学者请教。我们当时商定先向美国、日本、加拿大以及西欧派遣留学生。
熟悉中国教育对外交流史的人想必还记得，1966年6月30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当时负责留学工作的高等教育部向全国下发了《关于推迟选拔、派遣留学生工作的通知》，提出为使拟留学出国人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进一步得到锻炼和提高，经请示中央批准，今年选拔、派遣留学生的工作决定推迟半年进行”。
虽然在1973年和1974年，当时的外交部、国务院科教组先后向有关方面呈递了《关于1973年接收来华留学生计划与留学生工作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以及《关于改进和加强出国留学生选派管理工作的请示报告》，但是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这个当时拥有近十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也仅仅是向海外21个国家派出了337名留学生而已，而同时期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一些中小国家一年派出的出国留学人员都远远超出这个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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