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京师智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马相伯 (1840年～ 1939年 )，本名良，又名逮常；字相伯，或作湘伯、芗伯；晚年号“华封老人”，江苏丹阳人，生于丹徒 (镇江 )。远祖为元朝《文献通考》著者马端临，故自童蒙起，深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但马氏家族自明朝以来，世奉天主教，故 1l岁时即到上海徐家汇，入耶稣会新创办的依纳爵公学求学。 30岁时得神学博士学位，授职司铎。 1872年始任徐汇公学校长，同时精心研究天文学、数学，著《度数大垒》一百二十卷。由于鼓励学生参加科举考试，以供清政府选拔人才．受到法国教士猜忌。 1876年，他决心亲身参与爱国求强事业，遂脱高教会，投入李鸿章淮系的洋务运动。先后奉命主办山东机械局，出任驻日本使馆参赞、驻神户领事，赴朝鲜任其国王新政顾问，回上海与美商旗昌洋行谈判，收回招商局主权。 1886年奉命赴美国商借巨款以建海军，因受朝中保守势力反对，功败垂成。遂远游西欧英、法、意各国，考察政务民情，觐见罗马教皇；并访问 7牛津、剑桥等著名学府。由于“泰西各国”教会以及教士个人的办学传统、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方式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初萌在中国创办新式中西大学堂之志。 1897年，他恢复与天主教耶稣会的关系。 1900年，他已是 60高龄，回溯生平，目击身历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以及当时八国联军侵华之战，深深感慨“清廷外交凌替，一不知公法，二不习制造，入手工夫则文字尚无”。为培养精通“欧美国际文字”的政治、外交、科学人才，遂“将余名下松 (江 )、青 (浦 )两邑田三千亩，捐为基本金”． “悉数献于江南司教日后所开中西大学堂收管”。 1903年，在上海徐家汇天文台的一间偏院小屋，年逾花甲的老人马相伯面对二十多名青年，气宇高昂地说：“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国语言文学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革命救国之准备者，请归我 !”于是，一所酝酿多年的 “中酉大学堂”——震旦学院，成其雏形了。他成了中国近代第一位独资创办高等学校的教育家。此后 30余年，他以花甲、耄耋、期颐之身，一方面不倦地投入政治运动，包括辛亥革命前的立宪改革、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建造， 30年代以须眉皆白之身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奔走疾呼，沈钧儒等救国会七君子尊之曰：“唯公马首是瞻”；另一方面则热情地献身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卓有建树，许多学者、专家、政要人物，都曾师从于他，例如粱启超、蔡元培、于右任、邵力子辱人。马相伯于是成了 20世纪享誉中国政坛、杏坛的著名爱国老人、政治活动家、教育家乃至天王教会的革新家，被誉为中华民国的“国师”，与孙中山被誉为“国父”并称。他的著述已由复旦大学辑《马相伯集》出版。

马相伯以三种方式兴办中国高等教育
（一）遵循天主教教友个人捐资办学的传统，将其松青两邑田三千亩、上海英法租界地八处、油坊一所、现洋四万两，悉数献交耶稣教会，通过教会按照办“中西大学堂”的预期，于 1903年创办震旦学院。他采取这种依托教会办学的方式，有三个原因：（ 1）“中外善堂，概由输献”；（ 2）“余年已过花甲，恐不能继，故请耶稣教会士以囊其成”；（ 3）“按其 (耶稣 )会规，如版油基本金，必继续为之，此团体工作，所以永久也”。但教会在两年后尽改他原先的章程，将学院逐步变为法国教会自办的私立震旦大学。
   ( 二 )根据天主教罗马教廷在世界各教区办学的部署，联合志同道合的友人英敛之，于 1912年积极上书梵蒂冈教皇，倡议“在我华提倡学问而开大学堂”，“广收教内、外之学生，以树国中之模范”。结果争取到教皇必约十一世亲自捐资十万里拉，委托美国本笃会总其成，于 1925年在北京创办了私立辅仁大学，他名列董事会董事。
    ( 三 )遵循中国《奏定学堂章程》 (1904)规定的原则，通过“各省官、绅倡捐”的途径集资办学，“不别官、私，不分省界，要旨乃于南北适中之地，设一完全学校”，最终办成“新式的中国大学，和欧美大学教育并驾齐驱”。这所学校就是他在 1905年因震旦学院与法国教士有了重大的办学章程之争后，支持爱国师生并亲自主持重新创办的复旦公学——今日复旦大学的前身。由于缺乏基金和基地，创办复旦条件最艰苦，所得成就也最大；孙中山极为支持复旦事业，也名列复旦董事。
马相伯的教育思想精粹，在他本人于 1935年九十五岁时发表的文章《从震旦到复旦》中，归纳为“以下数种信条：一是不谈教理；二是注重文艺；三是崇尚科学”。
   一、教育救国，不谈教理
   马相伯本人是一位真诚的、人格高尚的宗教家，他维护宗教信仰自由，不受政治干涉，他赞成广大人群“信仰‘无邪术害人’的宗教：。他认为：‘‘神学为我们宗教徒必修的科学，而且为最高的学问。”他本人就是神学博士。但是，他指出：“神学的对象为第一原理．为造物主，其最终解答为不可知”，而他面对的时势，却是“我中国其危急存亡之秋乎：各国乘我中国之罢敝，夺我疆土。凌我黎民，占我政府，拒我使臣，国耻孰甚 !”他办学的动因在于“概自清廷外交凌替，一不知公法，二不习制造，人手工夫则文字尚无”，因此，当务之急是教育救国 !因而他确定的办学方针是“广延通儒治泰西土大夫之学”，而不是神学；是“俾吾国有志之士得以研究泰西尚诸学术．由浅人深，行远自迩，内之以修国民之资格，外之以裁成有用之人才”。他认为，“文化之发皇也，不于其茁芽之地，而于其移殖之地”；中国有过光荣的历史，“四千六百年中，年表同时代，幅员同广袤，政治同开一统，文治又同冠千古于古三大部洲者，非西汉与西罗马欤？”但当今中国落后了，“处积弱之地，曚聩闭塞，于斯为盛…… 乃欲发聋振聩，力图自强”，必须“治泰西士大夫之学”，“沟通泰西学术之源流”，引进和移殖泰西各国的近代政治哲学和科学技术， “以光荣其祖国”，“以金碧辉煌我国土”。既然旨在教育救国，所以 “不谈教理”；这便是马相伯从创办震旦到创办复旦所一再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是这位有着深厚的宗教信仰背景的老教育家极为光辉的爱国主义教育思想。
二、注重文艺，培养治国人才
马相伯指出，泰西士大夫之学“分文学、质学 (日本名之日科学 )两科”。 1903年，他为震旦学院制定的文学课程包括正课三种：占文 (如希腊、拉丁文文字 )，今文 (如英吉利、德意志、法兰西、意大利文字 ) 和哲学 (论理学、伦理学、性理学 )；包括附课三种：历史、舆地和政治 (社会、财政、公法 )。可见，他所指的“文学”或“文艺”，即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什么要重视泰西语言文字的学习呢 ?其中一大原因是“泰西科学制造，时有新知，不识其文，末由取益．必至彼已累变，我尚懵然；劣败之忧，甚为可惧”。他规定，学院采“法国哲学大家笛卡尔之教授法，以国语都讲，随授随译，译成即可为他校课本”。为了使年轻的通儒 (秀才、举人 )经过“议定急就办法”，迅速培养成为中国议会政治的治国人才，他提倡学生多多上台演讲， “以便习练语言，摩砺识力”。因为“中国将行立宪，此后中央政府、地方自治皆有聚集会议之事，其聚散之仪文，辩论之学术，诸生允宜亟讲 !”他反对八股取士的“奴隶之学”，鼓励学生“开宗明义．力求自主”，“有坚忍不拔之气．强立不返之志，旦而矢之则万变不离”，才能成为治国人才。
三、崇尚科学．培养建国人才
   马相伯以物理学、化学、象数学为“质学正课”，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农圃学、卫生学、薄记学以及图绘、乐歌、体操为“附课”。他指出要发展实业，必须“热心中国科学运动”，因为“科学制器，利用厚生”，有利于政府“用国货、造国防”，人民“按科学造食、用所需”。他推崇明人徐光启“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督修历法，参用西洋新法，此科学在中国第一次之大贡献”；可惜其后三百年，中国丧失了发展科学的机遇，而今更其迫切要习泰西科学。他特别指出：为了培养中国科学建国的人才，必须爱护“儿童的好奇心和好动的倾向，以及时时发问的兴趣”，要“十分小心地培养儿童的幻想力，利用他们这种幻想力发展他们创造的天才”；因为“富于幻想力的儿童便是他的天才之萌芽 !”早在 1903年即在中国如此倡导“崇尚科学”，马相伯老人不啻先知、先觉、先驱！
根据上述教育思想，通过创办震旦和复旦、倡办辅仁，马相伯为 20 世纪的中国培养了众多人才。他以百岁人瑞之身辞世时，中国国民党元老任以“受业弟子”身份致祭，称颂道：“中山国父，丹徒国师。”马相伯与孙中山并称而无愧 !
（李正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