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麟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在幼儿教育、乡土教育、师范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都颇有建树。本文仅从以下三个方面介绍其幼儿教育思想。
    一、论幼儿教育的意义、宗旨
    何谓幼稚(儿)教育？何以需要幼稚教育？他认为：“聚三岁以上六岁以下之儿童于一处，施以有目的之教育，用有组织之方法，此为幼稚园。”他说：“幼稚教育之重要为多方面的，盖儿童之关系乃多方的。吾人能明了儿童在人生。在社会国家之重要，则幼稚教育重要思过半矣。”由此可以看出，张宗麟认为幼儿教育的重要性是多方面的，而其中又尤为强调幼儿教育对儿童自身的成长和对社会对国家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在生理上，此期儿童最易蹈危险，正如初放之芽，最易被虫蚀；在心理上则所受影响最深，几乎一生不消。弗洛伊德之精神分析结果，证明患精神病者，类多幼年所受之恶影响所致。反之倘有良好之教育，则其影响于一生也有同等之伟大。”“吾人倘以国民为必须爱国者，必须为社会服务者，则其教育当自最初之教育开始，此教育为何？则幼稚教育也。”
    幼儿教育如此重要，应本着什么方针培养他们呢？根据幼儿在这一阶段的年龄特点，张宗麟认为幼儿教育的一般宗旨应为：(1)养成有健康、活泼身体之儿童；(2)养成几种儿童生活上必须之习惯，如饮食，穿衣，灾害，对人有礼貌等；{3)养成儿童欣赏之初基；（4)养成儿童能自己发表之能力。为实现上述宗旨，张宗麟还对幼儿教育的原则方法作了研究。
    二、论幼儿教育的“西化”与中国化
为创设有中国特色的幼稚教育，张宗麟作了大量调查研究。他于1925年10月间到南京、苏州、杭州、绍兴、宁渡等地考察，调查了16所幼稚园和两所育婴堂，并于1926年6月写成《调查江浙幼稚教育后的感想》，指出：“吾因新式教育——学校教育——皆仿自外国，此尽人所公认者也。……自此次参观后，始信吾国有民族精神之幼稚教育，方在萌芽，而有数处且完全为外国化，倘易其语言，则难别其为中国儿童教育也。”这种幼儿教育近乎全盘西化的倾向，根据他的调查主要表现在：(1 )仿造或直接购买外国玩具；(2)在音乐上采用外国音乐；(3)在放假日及庆祝活动中对中国节日表现淡漠，对纪念耶酥的圣诞节却丰富多彩；(4)其他关于设备、布置、教法等，外国气亦均甚重。概言之,“所有幼稚教师，非宗法福禄培尔(Froebel)，必传述蒙台棱利(Montessori)。两派虽时有入主出奴之争，然而其不切中华民族性，不合中国国情，而不能使中国儿童适应则一也”。   
    针对当时中国幼儿教育全盘西化的严重倾向，张宗瞵对此作了分析和批判，并指出，必须兴办我国自己的幼稚师范教育，以提倡中国化的幼稚教育为目标。他十分拥护陶行知关于办大众幼稚园，幼稚园下乡、下乡的方针，提倡“幼稚教育运动转向劳苦大众的队伍里去”，推崇陶行知的“幼稚园之新大陆”的思想。此外，他还身体力行，和徐世壁、王荆璞等主持晓庄等地的幼稚教育。在晓庄燕子矶办乡村幼稚园，还举办晓庄乡村幼稚师范学院。
    三、论幼稚园课程
    在探索中国化幼稚教育的道路上，研究和改革课程是重要的内容，也是张宗麟在幼儿教育方面的突出贡献。他自1925年到南京鼓楼幼稚园协助陈鹤琴进行幼儿教育实验活动以来，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在教育部任职期间，一直亲手试验或密切地关怀幼稚园的课程设置，在理论与实践上取得了重大成绩。
    何谓幼稚园课程？张宗麟认为：“幼稚园课程者，由广义的说之，乃幼稚生在幼稚园一切之活动也。……包括一切教材，科目，幼稚生之活动”。由于幼儿的年龄特点与学生有所不同，因而编制幼稚园课程应遵循的原则与编制其他各级各类学校课程在侧重点上亦有所不同。在这一点上，张宗麟指出：“无论何种学校教育课程之来源，皆为满足学生之需要及社会上之希望。幼稚园课程，大体亦如是，惟适应社会上之希望一项，似未能与前项并重，盖六岁以下之儿童与社会发生之关系较少，自身之需要甚殷也。在身体上各种动作，大致能做，而心理上之发展尤为迅速，求知、想像、模仿……诸般活动，件件勃发，幼稚园课程即可循此而得其端倪。”具体而言，他认为幼稚园课程编制应遵循下述原则：(1)幼稚园课程须以发达儿童全部为目标；(2)幼稚园课程内容须艺术化；(3)人生实际活动为幼稚园课程根源；(4)沟通小学低年级；(5)减去各种形式训练亦为幼稚园新课程目标之一。
    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张宗麟在南京鼓楼幼稚园进行了具体编制幼稚园课程的工作。他总结编制课程的试验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称为“散漫期”，即为了照顾儿童自由活动，便打破一切限制，教师只是从旁指导。经几个月的试验，发现儿童难有长进，反易养成儿童倔强不驯的毛病，“于是深感绝对自由之不可能，乃设法改变”。第二个时期称为“理论组织期”，试图纠正前期的弊端，认为非实行有组织的课程不可，于是严格安排，每星期教师集体讨论下星期课程。这种方法又试行一学期，发现缺点明显，压制了儿童的兴趣，轻蔑了儿童的个性，教材与生活不适应，预定的课程过于死板。于是课程试验进入第三期，称“中心制”，亦称“设计组织期”。这种中心制联系实际，利用某时期的节期，如中秋、国庆、元旦等，或利用自然界可应时的东西，如红叶、菊花、雪、雨等，还可利用社会性的事件如国庆日、国耻日、黄花岗烈士纪念等，根据这些为中心制定课程。每星期或两星期选择几项为中心，围绕这些中心进行多种作业，这些作业都可以与当时的时令配合。这便避开了第一期的弊端，同时因范围广，也不至于拘束，儿童的兴趣也可以变换，不会感到厌倦，这又克服了第二期的问题。因此，这种“中心制”编制课程的办法在南京鼓楼幼稚园肯定下来，并依此制定了全年的幼稚园课程大纲。
    张宗麟总结的“中心制”编制课程的办法，是他与陈鹤琴在南京鼓楼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晓庄幼稚园等地经反复实验最后总结出来的可行方案。其基本精神是：要照顾儿童个性发展的需要，又不能使儿童流于自流、散漫而失掉教育的作用，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其试验探索的科学态度更值得后人提倡和遵从。但因该试验是在南京进行的，所以课程更适合我国中部。对于其他地区而言，则不可机械地搬用该课程编制方法。
 
    张宗麟给我们留下了十分丰富的幼儿教育理论与实践经验，在探索幼儿教育中国化、科学化的道路上，他也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更为可贵的是，自东南大学毕业后，他便几乎从未间断地耕耘在幼儿教育这块充满希望的田地里。这块美好的田地，正像他说描绘的：“好比那种子落爱田，更得那春风微吹，甘雨时来；看今日儿童鲜花怒开，祝他年蟠桃甜美！” 

    (吴开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