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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湜(1903年～1968年)，无产阶级教育家，原名柳克立，湖南长沙人。1921年毕业于长沙师范，即在湖南自修大学外文补习班讲授英文。1924年～1926年在北京大学旁听国文系课程。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起在上海主编《读书生活》，创办读书生活出版社，是救国会的创始人之一。1938年与邹韬奋主编《全民抗战》。1940年赴延安，1941年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1947年调任冀中解放区行署教育厅厅长，主张民主教育，强调“群众需要与自愿”的原则。1949年后历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分管师范教育，主编《人民教育》。1961年起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至1968年含冤去世。是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八大代表。著有《柳湜教育文选》和《柳湜文集》。
柳湜一生撰写了二百余万字的著作，从分散在三个时期的文章、书信和讲话中，可以窥见他的教育思想。
一、30年代，强调教育的实践性
    这是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期，柳湜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地办报纸、办杂志，以纸笔为刀枪，从事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活动，宣传他的人民教育思想，概括起来有：
    (一)教育应为现实斗争服务。他批评当时的学校教育把学生生活同社会生活不合理地分开，认为应该让学校课程与当前活鲜鲜的一切事件相联系，并告诫学生：“如果社会上发生一件什么重大事件，已形成一种大众运动了，你们不仅应该站在旁观地位去观察它，还应作为这运动的一员参加进去。”在当时日本侵略者企图完全占领中国的严峻形势下，他认为教育“应该配合这一实践去训练国民，成为这一生死悠关战斗中的战士才是道理”。而当学生大众投身于现实斗争中之后，“教育最最实际的任务，就无过于如何指导这一运动。忽视了这个任务，离开了这种运动，那是教育者最大的耻辱”。
    (二)教育应与群众相结合。他认为全体民众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反对那种教育不与群众发生联系的陋习，呼吁学生推动学校赶快与地方多多发生联系，也要求学生在生活态度和生活习惯上向群众靠拢，做到生活“老百姓化”。他提出“在全国各城镇、乡村，应该利用一切可能建立救亡室”，救亡室的任务是代买书报，发行救亡刊物，成为全国文化网的基础细胞；同时要求各地人士利用自己的社会条件，在一切适当的地点成立学校、夜校、星期学校、读书班、书报阅览室等，广泛开展群众教育；还提出了群众教育的内容和时间上的分配。
    (三)读书应与实践结合。柳湜认为对于受教育者而言，读书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读书必须首先接受指导，否则就会被坏书影响；其次，认识源于实践，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与综合，“理论指引了你的生活，生活深化了你的理论，加深了你的认识，书本子在这里只尽了理论的记述和认识的启示的任务罢了”，因此，在读书时不能离开实践，在实践中也不能忘了理论；最后，改革学校课程是达到二者统一的必要手段，“一切课程在质的方面，就不能专门抄美国或日本的就算尽其能事了”，而要按照中国当前的社会的实践来编排，讲解和讨论工作中的一切实际问题。
    (四)教育青年克服自身存在的缺点。柳湜指出，青年人在思想上容易流于偏激，在感情冲动时常常落人阴谋家的圈套，尤其是那些用“左”的面孔伪装起来的人更容易蛊惑青年，要时刻警惕。此外，青年们还应克服偏狭的、不容人的观念，不能对人采取过于苛求的态度。所有以上观点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点的，对教育实践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40年代，强调教育的质量
    这一时期，柳湜在三个解放区领导了教育改革运动。
    (一)1941年底，柳湜接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正值抗战的最艰苦阶段，解放区在“精兵简政”的原则下整顿各项事业，教育也不例外。他主持制定《1942年教育工作总方针》，规定了该年度边区教育的中心工作是：(1)建立正规教育制度；(2)提高各级教育质量；(3)继续推行新文字，消灭文盲。结果很好地完成了整顿任务，各级教育质量得到明显提高。1943年整风运动开始后，柳湜又参与了边区中等教育和小学教育的改革工作。1946年，他在接见《解放日报》记者时提出：“有计划地培养边区知识分子与提高现任区乡干部的文化是今后中等学校教育的总任务。”对于小学教育，他在亲自起草的《陕甘宁边区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信中指出，虽然边区优先发展在职干部教育、干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而把国民教育排在第四位，但“这不是说，我们以后不重视国民教育，目前的国民教育可以放松，随便不管，任它自流下去；恰恰相反，我们仍要巩固过去国民教育的成绩，提高一般的质量，并须牢记，教育是我们今日两大任务之一”。显示了他的高瞻远瞩。他还提倡发扬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精神来办学，起草了《关于提倡研究范例及试行民办小学的指示》(1944年)，提出在教育内容上以人民生活中的经验和问题来教育学生，注意教育内容与生产和家庭相结合，在学校形式上“根据群的意志，来办自己的学校，由群众来决定学校的形式与内容”，这种办学形式符合群众的需要，大大激发了群众的办学积极性，从而掀起了在陕甘宁边区兴办民办小学的热潮。
    (二)1947年5月，柳湜被调至冀中解放区担任行署教育厅厅长，在中共中央的方针指导下，积极推行教育的正规化。他指出，正规化的特点之一是重视文化教育，工农群众及其子女只有掌握了文化才能开展工农业建设，加强国防力量。同时他又强调思想教育、政治教育的进行不能轻视，至于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时间，在实行正规化教育之后要减少一些。
    (三)北平解放后，柳湜出任第一任教育局长，负责接收公私立中小学，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作出了贡献。
三、50年代，重视青少年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柳湜作为教育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担负了大量的行政任务，同时发表了数十篇文章，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意见：
    (一)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他在《庆祝第一个国际儿童节》(1950年)的讲话中说：“要特别强调我们学校教育要为工农兵子女开门，要设法把失学而又可以入学的劳动人民子女，尽量吸收到我们学校里来；要为尚不能有全部时间上学的儿童，开办利用部分时间上学的学校、识字班；并严格保护他们身体的健康。”他坚决反对对儿童实施体罚，主张“用具体的、生动的事物，潜移默化的方法，教师自己的模范行动的影响与暗示，以达到教育的目的。”最后，他还要求青少年注意全面发展，提出“不仅对每门课，而且对全部的学校活动不能轻此重彼，不能将知识、体育、道德品质的锻炼分割开来”。
    (二)对师范教育特别是高等师范教育改革的建议：(1)学校行政工作应该为教学服务，建立适应教学工作的组织领导机构，围绕教学开展工作；(2)“教研组是高等学校进行教学工作的基本环节”，应把教研组建立和健全起来；(3)由于不熟悉和负担过重，不能完全照搬前苏联的模式，而要改进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4)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一定要使“教材灵活地和学生的思想相结合”；(5)教学必须联系实际，“师范学校无疑地是要面向小学，而且要从小学的实际出发，使培养出来的毕业生适应小学的要求”；(6)重视科学研究工作。
    (三)对老解放区教育经验的总结和对外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教育经验的学习，这一部分工作由于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没能很好地完成，但提出问题本身已经极为难能可贵了。
    柳湜是优秀的无产阶级教育家，毕生致力于党的文化教育事业。他特别强调教育必须与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必须为现实服务；同时大力改造旧的教育体制，肃清旧的教育观念的余毒，积极宣传人民教育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与普及，对老解放区的教育建设和新中国的教育事业，特别是师范教育事业的发展，都作出了显著的贡献。他在教育方面发表的近百篇文草，更是我们研究当前教育改革时不可忽视的一笔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