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社会 辅以教育

  ( 一 )生平和教育活动
    李大钊 (1889一 1927年 )，字守常，河北乐亭人。 1913年赴日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开始接触社会主义学说。 1916年回国，旋即投身新文化运动，倡导民主与科学，主张学习西方，批判封建专制与儒学崇拜。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促使其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从事革命教育活动。
   1918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兼经济学教授，并参加《新青年》编辑。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高校讲授唯物史观、史学概论、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女权运动、社会学等课程，成为第一位在大学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的教授。同时，大量撰文，对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并教育、指导青年学生到工人、农民和劳动妇女中去传播文化知识、开展革命活动，如北大学生邓中夏等组织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和随后创办的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 1920年先后组织了北大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组织、领导了北京和北方党的工作以及多次工运、农运、学运。作为“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党的缔造者和领导人、著名学者和教授，李大钊在全国知识界、进步的青年学生和工农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深为反动派所忌。 1927年 4月 6日遭军阀政府逮捕， 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
   (二 )论教育的本质
    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强烈党性和使命感，李大钊尝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说明教育的本质问题，提醒人们正确认识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他认为：人类思想和生活变动的根源“实是经济的”，“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 1919年，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指出：经济现象是社会现象中最基本的现象，“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表面构造。表面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而促使“基础构造”发生变化的动因是生产力。所以说，“基础构造”处在经常的变动中，“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不能限制经济变化物质变化，而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作为“表面构造”的文化教育不仅受制于经济基础，且也受政治制约。
   李大钊指出，近年来，人们都认为教育与政治是相互独立的两件事，“到了现在简直受了此种误解而破产。须知政治不好，提倡教育是空谈的。从前蔡元培先生等即抱此种观念，决不干预政治。结果国立北京八校竟有停办的危机”。正因为如此，李大钊认为，当社会已分化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阶级对立时，教育就具有了阶级性，变为阶级支配的工具，统治阶级独占了教育，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不仅在物质上遭受剥夺，更在教育权利上受到残酷剥夺；人们已知道资本家掠夺劳工物质生产的成果是莫大的暴虐与罪恶，“哪知道那些资本家夺去劳工社会精神上修养的工夫，这种暴虐，这种罪恶，却比掠夺他们的资财更是可怕，更是可恶！”基于以上观点，李大钊对现实中一些迫切需要澄清的教育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新文化运动前，教育领域内“尊孔读经”的复古逆流甚嚣尘上，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教育旧势力依然顽固，李大钊通过分析批判孔学，说明封建教育的必须消亡。他指出，孔子学说之所以支配中国人心两千多年，并非它是永久不变的真理，可为“万世师表”，而是由于它适应了两千年不变的“农业经济组织”。但如今“时代变了 !西洋动的文明打进来了 !西洋的工业经济来压迫东洋的农业经济了 !孔门伦理的基础就根本动摇了”与此相应，新思想、新教育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任何阻挡都无济于事。李大钊运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理论，深刻揭示了封建教育灭亡、新教育建立的历史必然，抨击了封建教育复辟的鼓噪。
    李大钊明确表示，既然教育决定于经济基础且受政治制约，那么改造中国社会光靠教育本身的努力不行，只有先作“一个根本的解决”，具体问题的解决才有可能，而“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解决经济基础问题又须通过发动民众、借助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又表现为政治过程。所以，李大钊批评企望教育救国、教育与政治互不干涉等观点，指出“因为政治不澄清，使我们不能不牺牲求学之精神，而来干涉政治”，以求铲除军阀压迫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这“二重障碍”。但是强调“干涉政治”并非放弃教育，在坚持革命的前提下，教育就显示出它独特的作用，即传播革命道理和文化科学，引导人达到“光明与真理境界”。就此而言，教育与革命又该是双管齐下的，“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同样是运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理论，李大钊提醒人们应该如何去认识教育的作用。
    (三 )倡导工农大众的教育
  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出现教育平民化思潮，不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纷纷投身于平民教育运动，因政治主张各不相同，而形成不同的追求和活动方式。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今后的世界必将“变成劳工的世界”这一基本立场出发，提出自己的平民教育主张一真正的工农劳苦大众的教育。李大钊指出，在资产阶级那儿不可能有真正的平民主义，平民主义不过是一个被卑鄙地使用和玷污了的名词。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占有着生产资料，不仅贪婪地占有劳；工’的劳动成果。还残酷地剥夺了他们获取知识、发展个性的权利，终至“人性完全消失，同物品没有甚么区别”。因此，真正的平民主义，应是破除一切特权阶级，使全体人民都成为为国家社会作有益工作的人，国家机器不是统治人民而是为了人民、属于人民并由人民执行的工具。劳工因此不仅获得政治上的选举权，经济上的分配权，教育上“也要求一个人人均等的机会”。这种权利，只有在通过阶级斗争，建立了工人阶级的政权后，才能最终获得。这才是真正的平民教育。
    但是，根据工人生产和生活的现状，必须先面对实际，去争取劳工的受教育机会。首先，李大钊指出：“现代的教育，不许专立几个专门学校，拿印板的程序去造就一班知识阶级就算了事，必须多设补助教育机关，使一般劳作的人，有了休息的工夫，也能就近得个适当的机会，去满足他们知识的要求。劳工聚集的地方，必须有适当的图书馆、书报社，专供工人在休息时间的阅览。像我们这教育不倡、知识贫弱的国民，劳工补助教育机关，尤是必要之必要”。其次，通过工人运动争取缩短工时，使工人有更多工余时间用以读书，“使工不误读，读不误工，工读打成一片，才是真正人的生活”。
     李大钊还敏锐地认识到劳工教育中农民教育的重要。他分析说，中国是个农业国，劳工阶级中的大多数劳工是农民，农民如不解放，就是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国民全体的苦痛与愚暗。然而，农村教育尤其落后，不仅学校极缺，即使为数寥寥，也是十分落后，何况农民还终日劳作，乏有读书时间。因此，李大钊号召有志青年到农村去，根据农民的生产、生活实际，联合乡村教师，“利用乡间学校，开办农民补习班”。当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农民运动高潮时，李大钊进而提出，农民教育同样有着提高文化知识和阶级觉悟两方面任务，其时尤应进行反帝反封建教育，启发阶级觉悟并进行工农联盟的政治教育。
   李大钊工农教育的主张不少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就已提出，事实上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教育的兴起，作了理论准备。    
    (四 )倡导青年教育   
    从新文化运动时起，作为青年的良师益友，李大钊始终关注青年问题，关心青年的教育和成长。   
    早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李大钊就指出，中国的命运是“以青年之使命为使命。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青春中华之克创造与否，当于青年之觉醒与否卜之。”既然青年为“国家之魂”，青年尤应心系民族存亡，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建设青春的自我、家庭、国家、民族、人类和宇宙。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更明确地指出青年在社会改造中的使命，要求青年运动成为社会革命的先锋。
     首先意识到青年在社会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意识到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意义，是李大钊赋予青年教育问题的新涵义，其思想具体影响了此后青年教育的理论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