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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纯才(1905年～1990年)，湖北省大冶县道士伏镇人。董纯才自小便立志要为教育事业而奉献终身，他一直学的是教育专业，大学毕业后到晓庄师范做学员，从事生物研究。后来又应陶行知之邀到上海，写了许多科普读物。1937年他到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解放区的教育工作。这期同，他花了大量心力为解放区编写教材，他编的国语课本受到了解放区军民学生的普遍欢迎。1947年到1949年，他任东北教育部副部长，主持的四次教育会议，成为东北教育工作前进的四块里程碑。解放后，他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长，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的口号，对全国的中小学教育工作提出了许多开创性的意见，大力推
动了普教工作的向前发展。
    1928年春天，董纯才来到了晓庄师范。他是第三期学员，也是少有的大学生学员。当他回顾这段经历时，总是说：“晓庄重实践，反对教育脱离实践，是对的；但作为学校，晓庄师范没有正规的课堂数学，没有系统的文化知识教育，轻视理论学习，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这是错误的。”
    1931年，董纯才应陶行知之邀来到上海。当时陶行知认为，日本富强是源于工业发达，而发展工业主要取决于科学的发达，因此要大力做科学普及的工作。董纯才也有同感。于是他动手编写了一套《儿童科学丛书》，一个人编了二十余册，三万多字。在此期问，他还写了一些科普读物：《攀缘的动物》、《游泳的动物》、《动物大观》等，还翻译了苏联科普作家伊林的作品《几点钟》、《不夜天》等二十多万字，在社会上颇有影响。
    1937年董纯才来到延安从事边区的教育工作。1940年，中宣部责成他编写小学国语课本。他首先明确了指导思想，即国语课本的内容要像百科全书一样丰富，不但要有思想教育的内容，还要有自然常识、社会常识和生产知识，把政治思想教育与文化基础知识的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做到学用一致。在课文的体裁上也应多样化，应该包括故事、儿歌、寓言、童话、散文等各种形式，这样才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启迪智慧。本着这种精神和原则，董纯才打起背包，首先下去搞调查研究。他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到农村小学，倾听教师的意见，采集民歌、民谣，有时还用新编好的课文自己试教，观察效果。结果他编的教材受到了广大师生的好评。
    1947年，董纯才到东北主持教育工作。8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教育会议，由董纯才主持。会上，由他代表教育委员会做了总结报告。他指出：目前东北解放区民主政权的总任务是积极组织力量，巩固和扩大东北解放区，争取东北爱国保田自卫战争的胜利。要实现此任务，就迫切需要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因此，当前教育工作的任务，首先是争取与培养革命知识分子，其次是提高人民大众的觉悟和文化。他还指出，东北解放区有百余所中学，集中了四万多名知识青年，做好中学工作，占头等重要地位，这就明确了全东北解放区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和工作重点。由于正确地分析了形势，正确地规定了工作任务，此后一年间，东北教育呈现出一片新面貌。
    1948年元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召开第二次教育会议，贯彻执行东北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决定。会议也是由董纯才主持的，并由他做了总结报告。这次会议主要研究中学工作，肯定了学校思想改造工作的成绩，纠正了对地富家庭出身的师生的“左”的倾向。
    1948年夏天，在第三次教育会议上，董纯才做了《前进一步》的总结报告，他指出：目前东北解放区的中心任务是生产建设支援战争，教育工作必须服务于这个中心任务。今后教育工作就是培养有文化知识、科学技术、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报告提出了建立新型正规教育制度的意见，对学制、课程、教导方法、师资和干部、经费、冬学与社会教育、新区的教育方针、领导与作风等问题，都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之后，根据会议精神，各地把教育工作纳入正轨。东北地区教育工作开始步人正规化教育的新阶段。
     1949年9月，在沈阳召开了东北地区第四次教育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董纯才以《论东北教育的改革》为题做了报告。他指出：现在东北已成为局部和平建设的环境，全国很快就将彻底解放，经济建设为今后一切工作重点所在。因此，教育必须与生产结合，为生产服务。这是今后教育工作的基本指导原则。今后教育工作的基本方针是适应东北人民经济与文化建设事业的需要，提高与发展东北人民的教育事业，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建设人才和新国民。
     从这几次会议人们可以看出：董纯才是一位充满了朝气、活力的教育家，他总是适时地提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同时拿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四次教育会议，成为四块里程碑，标志着东北教育工作的前进历程。
       1954年初，教育部召开了全国中等教育会议，董纯才在会上做了总结报告。之后，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为培养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成员而努力》的文章，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教育在各个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之下，改变着它的性质、目的、内容和方法。在中国革命第一阶段(主要是解放区教育)是以新民主主义为内容，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而在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指现阶段)，就必须以社会主义为内容，并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
       董纯才指出：中小学教育是普通教育，它的目的、任务是培养青年一代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员，即社会主义社会自觉的、积极的建设者和伟大祖国的保卫者。中学教育不仅要供应高等学校合格的新生，并且还要供应国家生产建设的新生力量。董纯才强调：要从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改进教学工作，注意健康教育三个方面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要注意纠正学校忽视政治的倾向，要加强劳动教育。董纯才对学校如何抓教师培训，如何建立和加强学校核心领导，都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这些意见，对当时全国中小学教育工作起了广泛的、积极的影响，收到了良好效果。
      1957年3月，教育部召开第三次全国教育行政会议，董纯才发表讲话指出：要提倡群众办学，发展小学教育，要打破由国家包下来的思想。中学的设置应适当分散，以便学生就近上学。农村中学要着眼于普及，但在教学质量上不能强求同城市一样。
1958年2月，董纯才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进一步指出：一年来教育事业的发展证明，必须批判那种一切由国家包办的有害思想。中小学教育发展的途径不是一条，而是三条。除了国家办学这一条途径之外，还有群众办学和勤工俭学两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在第四次全国行政教育会议上，他更进一步阐述了上述观点：要打破一个观念，即“教育是国家的事业”。社会主义教育，既是国家的事业，也是群众的事业；既有国家性，也有群众性。要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普及教育。无疑，这些见解是十分正确的，因而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推动着普通教育的车轮加速前进。
在董纯才几十年的教育工作实践中，他一贯的作风是：注重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他在自己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工作，深入调查，向中央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他还深入教育第一线，取得了开拓性的成果。在80年代中期，他的《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一书出版。这是他几十年教育经验的运用和总结，并包含一些教育领域新课题的研究心得，是他献给人民教育事业的一份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