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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诒让(1848年～1908年)，字仲容，号籀顷，浙江瑞安人，清代著名经学家、教育家。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日重，孙诒让变法图强的思想日益明确，兴学育才、振衰挽颓的思想油然而生，于是走了上普及教育、救国自强的道路。孙诒让的教育活动主要在温州、处州(今丽水)等地进行的。1905年，孙诒让被推选为温、处学务分处总理。在任三年，温、处两府创立学校达300余所，其发展规模之大、速度之快为浙江之首。除创办学校外，孙诒让还组织了许多研宄教育和改良社会风气的学会，以改良民风士气，发展教育。他创办的重要学会有：劝解妇女缠足会、师范教育研究会、师资读书社、普通话讲习会、温州通俗教育社等。由于孙诒让在办学上的突出成绩，被学部聘为学务二等咨议官(1906年)、浙江省学务议绅(1906年)、浙江省教育学会副会长、会长(1907年)等职。

孙诒让的教育思想主要反映在《学务平义》一书中，其他见于《瑞安算学书院章程学规》、《温处学务分处暂用章程》、《温处学务分处暂定学堂管理法》、《温州府官立中学堂章程》等书。

    孙诒让认为，“强邻环伺，事变纷乘，非广兴教育无以植自强之基”。因此，欲实现救国自理，必须先普及教育。他认为“世界日进文明，战国者必以教育能否普及作为强弱之符验”，只有“全国人民个个都有知识，程序不相上下”，国家才会富强。他普及教育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广建学校。在戊戌变法时期，孙诒让就提出了“富强之原在于兴学”，“自强之原莫先于兴学”的主张。基于这些思想，孙诒让身体力行在温州率先进行教育实践，将先前创办的瑞安学计馆和方言馆合并，改为瑞安普通学堂。1902年筹刨温州府中学堂。在《东赢观学记叙》中提出学习日本改革教育的经验，发展师范，普设蒙学，从普及强迫义务教育入手。“东西洋诸疆，国民无论男女贫富，必强迫曲诱，俾以时入小学堂，用扩充其知识，而后恣其所从事。”1905年，孙诒让被推选为温处学务分处总理，负责两府16县的行政管理工作。他一上任，就雄心勃勃地提出在两府实施普及教育的计划，认为：“国民之智愚贤否，关国家强弱盛衰。初等小学本应随地广设，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童。”他在任期间，创办了300余所学校，其中小学占255所，从而使温处两府的普及教育在全省处领先地位。
    (二)先筹官绅之普及教育。对于普及教育的对象，孙诒让认为官绅是普及教育的关键。全国学龄儿童约五千万人，占全国人口的八分之一。而在校受教育的学生不过百万人。如此极少之数，“欲其教育普及已非二十年不能充其望”。他认为：“欲求全国无不受教育之士民，必先求无币受教育之官吏。”他提出十年以后，不是中学毕业的不能做知府，不是高小毕业的不得任州县。而十年以内则权宜变通。但每省要设立吏治简易学堂，授以政法、经济、教育三科。已在任者，必须聘请精通教育的僚友，讲授教育原理，代理学务，方可继续任职。通过这些措施，就可达到“上有森严之学律，下有赞助之通人。……而后士民之普及教育乃可渐图矣”。孙诒让认识到，清末官吏士绅大都是科举出身，对新学毫无所解，守旧愚昧，他们往往视新学为离经叛道而加以扼杀。如果不以新学开其愚固，势必会阻碍教育的发展。只有扫清这些障碍，士民之普及教育才能逐步实现。孙诒让主张先筹官绅之普及教育，使其“知识化”、“专业化”，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
    (三)赏罚并举，确保生源。生源是决定能否普及教育的一个首要而突出的问题。由于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和科举制度的弊端，人们把读书看作是走仕途的通道。读书若做不了官又有何用?因此他们对待普及教育“非德不能解，甚或笑为迂谭”。对此，孙诒让提出了“重官绅商子弟不人学之罚”和“优异上户学生之父兄”的举措，并且规定地方官负有劝导开学之责，父兄者有担负其子弟5年入学之义务，子弟自7岁以上者则有5年入学之义务，以此确保适龄儿童人学。
    由于官绅子弟视科举为正途，不愿入新式学校学习。虽然科举已下诏废除，但他们仍在家设馆，学习“四书”、“五经”。孙诒让对此提出凡官、勋、儒、富、商户子弟不入学者，将予加罚。平民子弟由于家境贫寒，“吝费惜时”，难以入学。少数能上学者，也由于思想固步自封，不愿入新学校。为此，孙诒让提出了许多优惠政策，如“如民
家子弟有人初级小学毕业者，其家一切科派徭役概予豁免……”等。等到“齐民下良咸知人学校之有此利益，则阻碍自可渐销矣”。同过这些奖惩措施来确保普及教育的实施，使“庶普天率士确然知以求学为杓准”。
   (四)兼重女学。孙诒让普及教育的思想还包括女学，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他认为：“普及教育，兼重女学，盖女人亦应有普通之知识……吾国女子无学，教育之不能普及亦其一端。”他率先在瑞安城内办了宣文、毅武、德象三所女学，并带头送族内女子入学．使风气大开，各地纷起仿效。
    孙诒让的国民普及教育的思想是进步的。他先见地认识到教育不兴，民智不开，是国无以图强的落后根源。这与今天的“科教兴国”战略是吻合的。他提出的许多普及教育的方法、措施，在今天仍不失其借鉴意义；他的义务教育的思想仍然影响着我们现在的基础教育改革。
二、“惟其致用”的教学内容
    在《学务平议》一书中，孙诒让指出：“夫学无新旧，惟其致用。教育之道既欲通合诸科以陶铸国民，万不能别悬一格，以优待庸士。”这是他对教学内容的真知卓见，是教育目的的体现。
   (一)培养“应时需”的人才。孙诒让在开办瑞安学计馆时，说明该校之设“皆以甄综术艺，培养人材，导厥涂彻，以应时需，……专治算学，以为致用之本”。他认为教学内容应讲求“致用”，培养“应时需”的人才。为此，他主张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西方资产阶级政学和国内外时事。他出资购买各种西方书籍，来开阔学生视野，培养维新思想。
    孙诒让结合本地实际，创办了温州蚕学馆，以培养养蚕技术人才，发展养蚕业，使乡民走上致富之路。随后，他又接连创办了实用学塾、商务学社、工商学社等业余职业补习学校，以培养经商办矿人才。这是“西学中用”思想的体现，通过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培养本国人才，发展中国工商业，从而实现国富民强。
    (二)破除迷信以兴科学。孙诒让主张少年学子学习科学，在复日本学者馆森袖海的信中写道：当务之急“开悟国民，讲习科学”。但“中国数千年来，神道设教，迷信繁多，沿袭已久，为愚民所深信”。这势必成为传播科学的阻力。因此，不破除迷信，科学无从谈起。学校是传授科学知识的场所，所以，破除迷信宜先从学校开始，将“无关感情而焯然妄诞”之词删掉。日月食自汉代开始就知道是因日月地球运行中相互掩蔽而造成的自然现象，而迷信者则杜撰“天狗吞月”，故有“救护之典”。这些迷信活动如不革除，就会动摇对科学的信仰。只有这些迷信事物“一概撤去，以祛迷信之蔀障，而科学始可望大兴矣”。
    (三)注重初级小学实用知识的教学。普及教育应从初级小学开始，在初级小学中加强实用知识的传授和训练，其程序虽浅，但于国民最为重要，范围广，影响大。日本小学都有薄记一门，教其理财，“为他日营业治生之助”。手工一科，是实业的基础，对于应用尤为重要。但我国小学却无薄记，实为缺憾。虽有手工课，但也因缺乏教师而没有开展。因此，他建议师范学校添此两科，毕业后分派各小学照章补课。照此，则“俾齐民子弟得以留心经济实业，其于富强大计，亦不无裨补也”。
三、主张教学要因材施教
    孙诒让比较重视教学方法。他认为，如果教学方法不定，那么学生最终虽然对文字很熟，但却“析理终迷”。他主张教学要因材施数，要依学生不同心理年龄、不同知识层次区别对待。
    他认为儿童与成人的心理、脑力不一样，应以简明的语言引导他们领悟知识，“以错综离奇博其兴趣”；方法应以启发为主，循序渐进。“髫龀幼童坐讲筵而欲睡”是与教育原理背道而驰的。他还主
张设立选科补习学校，以适应不同学生的程序。由于学生多来自私塾，高低程序不一，知识水平参差不齐。如果就此编为一班，则有“削趾适履”的弊端。因此，应另设选科补习学校，将诸科与本级不符的学生改人补习学校，待各科考核成绩约略平均，再人本校。他还建议补习学校设旁听生名额，以便私塾学生随时来听，为他们接受新学、入新学校作准备。

五、注重师资培养
    清末各地办学成一风气，但学校建了，教师却严重不足。孙诒让在缓解教师不足、加强师德修养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由于许多学校教师缺乏，大都以科举之士充任。他们不懂教学方法，不了解教育学、心理学。为培养合格教师，孙诒让组织创办了师范教育研究会。随后又创设了师资读书社，购置许多与教学有关的书籍，供教师借阅参考，并且定期组织研讨，解决教学中的疑难问题这种学习、探讨、提高的形式，受到各校的普遍欢迎。
    为解决教师紧缺问题，孙诒让还创办了师资培训班。如暑期音乐讲习班，就是为解决小学音乐教师急需而设。博物讲习所、理化讲习所则培养了一批博物、理化教师，暂缓了办学与教师缺乏的矛盾，使办学得以顺利进行。后来，孙诒让叉创办了温州初级完全师范学校，以专门培养合格教师，为各校充实师资队伍。
    孙诰让特别重视教师自身修养。他认为：“学校教育之良否，由于教员人格若何。盖教员一举一动，一言一语印于儿童脑中，其感化有永不减者。”教师在教学中占主导地位，他的品德、占行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只有品学兼优者方可担任教师。他还认为，教师与学生相处时间越睦，感情越深，影响力就越大。因此他提出“优奖久学校之教员”的建议，鼓励教师长期在同一学校任教。
    孙诒让既是一位经学大师，又是清末著名的教育家。他主张“广兴教育以植自强之基”，“富强之原在于兴学”，并在家乡进行了大胆的教育实践，使浙南地方教育得到很大发展。他著成的《学务平议》对清末教育改革提供了具体而详尽的建议。他较早就认识到了普及教育的重要性。因为只有普天民众的知识水平提高了，国民素质才能提高，大众思想才能解放，人们才能接受新鲜事物，才能推动社会各项事业向前发展。他的一些主张和做法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后人给予他“深明教育，成效昭著”、“实于今日兴学前途，大有裨益”等评价。他以教育活动的卓越贡献和教育思想的独特见解，赢得了清末教育界的一致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