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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遵宪(1848年～1905年)，字公度，晚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人。1876年应顺天乡试中举，捐纳得道员。次年充任中国驻日使馆参赞，期间写成了《日本国志》(40卷)等书。此后历任中国驻美旧金山总领事、中国驻英公使二等参赞、驻新加坡总领事。1894年回国出任江宁洋务局总办。次年，结识康有为，赞同维新变法主张。1896年参加强学会，后又在上海参与创办《时务报》。1897年初，调署湖南长宝盐法道，代理湖南按察使，协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支持创设南学会，倡办时务学堂和南学堂，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发起筹创湖南不缠足总会，任董事。“戊戌政变”后，因参与维新变法被扣于上海洋务局，后赋闲回乡，以诗寄怀。1903年创嘉应兴学会议所，任所长。1904年，创设嘉应县东山师范学堂。次年又于嘉应中学内附设“师范班”及“师范传习所”。此外，他还非常重视成人教育(社会教育)，创设嘉应犹兴会。1905年病逝。著有《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入境庐诗草》。
    黄遵宪，近代文坛“诗界革命”的先驱者，最早喊出“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索”的口号。后人称他为伟大的诗人。然而，纵观黄遵宪一生，他应该“首先是一个维新运动家，一个启蒙主义者，一个爱国的政治人物，然后才是一位诗人”。他本人曾有诗云：“穷途竟何世，余事作诗人。”粱启超也曾评说过，黄遵宪一生“不屑以诗人自居”。作为一位启蒙主义者，一位维新运动家，他在教育方面提出过许多独到的见解，对近代中国教育变革起着积极的作用。
    黄遵宪早年生活在浓厚的封建传统道德意识中，崇尚儒学。1877年，他出使日本后，特别是1882年从日本到美国后，思想发生很大的变化，逐步形成了“变法”、“民权”的思想，他首倡民治之说，指出“自吾随使东西，略窥各国政学之要，以为国之文野以民之智愚为程度。……苟欲保民生，厚民气，非地方自治，民何由而强?”这种民权思想使他感到须“设立学校用西法以启民智”。
    黄遵宪和当时其他改良派思想家一样，十分重视教育作用，主张教育是维新变法之本；他把培养人才，开发民智作为挽救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手段。为唤醒国民兴办学校意识，他曾在《敬告同乡诸君子》一文中援引实例说明教育的重大功能。他指出：日俄之战，弱小的日本战胜强大的沙皇俄国，其“强国之策，莫善于兴学，成效如此”。
一、黄遵宪非常重视早期教育的作用
   1904年，他亲自在自家祖屋“荣禄第”创办学前教育设施，招收幼儿入学，手撰儿歌教唱。梁启超曾专录这些歌谣，称其为“此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也”。
二、黄连宪主张废科举、兴学较
   他说：“吾以为学校务求其有成，科举务责以所难，此不能并行之事。”他尤其重视和热心兴办基础教育。他认定“普及教育”乃“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他指出：“吾以为所重在蒙学校、小学校、中学校，而彼辈弃而不讲，反重大学校。”他极力主张普及小学教育，说：“鄙人环游海外，历十数年，深知东西诸大国之富强，由于兴学，而以小学为重，名之日普及教育，谓无地无学，无人不学也；又名之日义务教育，谓乡之士大夫，族之尊长，各有教子弟之职，各负兴学之责也；又名之日强迫教育，谓子弟既至学年，而不就学受教，施罚于其父兄也。”又说：“普及小学校，系专为大局计，专为将来计。”黄遵宪是近代最早提出“普及教育”的有识之士，他对普及教育作如此通俗而详尽的解释，对普及教育的意义作如此深刻的认识，在近代教育史上是少有的。
   他还针对小学教育中的“素质结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必须德育、智育、体育一齐抓。他还提出要开设图画、唱歌、工艺等课程，即进行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美育和劳动技术教育。他尤其重视体操课，强调“务使儿童健全无病，俾易于发荣滋长”。
三、黄遵宪认为普及教育必先首重师范
   他十分重视师范教育，他把师范生、教科书、地方场所和资金款项作为“兴办学务”四个重要条件。他指出：“非有教科书，非有师范学堂为之先，则学校不能兴。”他在《日本国志》中记述日本“有师范学校，则所以培养成教员，明其广益者也”。黄遵宪于1904年在梅县地区创办第一间师范学校——东山师范学校，这是我国最早的民办师范学堂之一。
四、黄遵宪还重视成人教育(社会教育)
   早在他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时，就在课吏馆里任总理，亲手草定课吏馆章程，分设学校、农工、工程、刑名、缉捕、文涉六课，“统全省官吏而课之”，实开中国近代史官员“再教育”之先河。除此之外，黄遵宪还对成人教育提出过可贵的见解。他指出：“惟有心向学之土，现在年既长成者，无地向学，非特向隅。亦深惜其玩时而弃日，鄙人当拟设一学堂，名日补习学堂，兼综合各科而择行之；又拟设一讲习会，略仿专门学校，俾分科肆业，以期速成。”不久，黄遵宪又创立“嘉应犹兴会”，亲订章程，规定成人业余教育“以新学求切用，以专门定趋向，以分科求速效，以自治为精神之宗旨，集合成年人中的有志者按政治、修身、卫生、历史、算术、格致各科进行学习”。黄遵宪对成人教育的灼见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实属罕见，对成人教育大力发展的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黄遵宪是近代最早介绍明治维新、主张学习日本经验的人物，他的《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第一次把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学习西方的情况和经验教训介绍到中国。这些内容，特别在甲午战败之后，普遍受到国人的重视。袁昶曾对黄遵宪说：“你的书，如果早点让大家看了，其价值可抵得二万万两银子，(中国向日本赔款白银二万万两)。”在这两本书里，黄遵宪具体地介绍了西学制度，详尽地介绍了日本新学校的课程设置，以及日本的士官学校和军士学校的情况。
   黄盛宪还在《敬告同乡诸君子》一文中详尽比较了中西教育情况，归纳了西方教育具有的六大优点：(1)教学内容贴近生活，通俗易懂，儿童爱学；(2)学以致用；(3)学生既学历史，也通地理、时务；(4)有一定课表；(5)有教无类；(6)全面造就人才。他还对当时的传统教育作过深刻的反思。他曾尖锐地指出，官立和私立学校量多质低的原因在于“坐而不知教育之理、教育法”。他甚至还对不少维新派所创办的学校作过深刻的剖析和批判，从兴学根本、教学内容、办学重点、考试制度等六个方面指出其存在的严重问题。“所设施所经营，与吾意见相左”。
  黄遵宪在躬身践行教育改革中，提了他自己的一套教学理论，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容纳新学。他主张更新教学内容，广采西学，十分重视理科教学，尤以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为重。
(二)详今略古。对于历史，他反对崇古尊圣。在《日本国志》中，他首次提出“厚今薄古”的方法，编写“历史科”，主张“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对于世界和外事“尤加详备，期运用也”。为了更有效地进行爱国教育，他要求重视本国历史科的教学。
(三)推崇实验。他针砭虚诞的讲学之风，倡扬西方的实验实证学说，认为“实验多则虚论自少”。
(四)变革文字和文体。他指出：“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他认为教育普及从简化工具人手，故须“造新字”；而八股等死板文体不能为天下之用，故须“变文体”。
(五)教学方法须生动活泼。他主张依据心理学原理确立教学方法。他曾热心介绍过西方各国盛行的教学方法，并指出这些教学方法皆“由心理学考求而得，学者试验而来”。他还强调指出，心理学中的“知觉不在心而在脑”。这种早在本世纪初，就认定教学方法必须依据心理学建立，公开阐明和宣讲“知觉不在心在脑”的唯物主义科学命题的意识，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是罕见的。
（六）他倡导谈话法以促进师生交流，启发诱导学生。他主张主施“自学辅导法”，以此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黄遵宪不只是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诗人、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卓有成效的教育家。他系统而全面地界定了普及教育的内涵，较早地提倡并实际运用新的教学方法。他所提出的教育改革涉及的范围很广。他晚年所作的《敬告同乡诸君子》一文是其部分教育思想的集萃，不失为近代教育史上一篇光彩耀目的教育学文献。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和其他改良派思想家一样过分夸大了教育的作用，试图通过教育来改变腐朽的社会现状，这种愿望是难以实现的。
                                                                      (李永生)
主要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