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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百熙(1847年～1907年)，字冶秋，湖南长沙人。1874年中进士，曾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侍讲。提任过山东、四川等地乡试考官及山东、广西两地学政。后历任国子监祭酒、内阁学士、都察院左都御史、礼部侍郎、工部尚书、刑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义和团运动后，主张变法自强。1901年，上新政疏，请求清政府改官制、理财政、变科举、兴学堂、设报馆。1902年，清政府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张百熙受命任管学大臣，开始从事教育行政工作，力主教育改革。当年拟定了《钦定学堂章程》，亦称“壬寅学制”。1903年，清政府命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共同修订学制系统，并下旨颁行，称为《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是我国第一个经正式颁布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学制。张百熙一生热心教育事业，积极倡导教育改革，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有见解的教育思想和主张，又身体力行创办学堂兴学育才，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张百熙的教育主张多见于管学大臣任内的奏折，如《奏派学生赴东西洋各国留学折》、《奏请将国子监归并大学堂折》等，以及由他主持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

    一、恢复和发展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创立于1898年，是中国高等教育开始发展的标志。后来曾因戊戌变法失败而被停办。
    由于当时“废科举、兴学堂”的呼声很高，且“兴学育才宴为当今急务”，张百熙慨慷陈事，力主兴学。他说：“学堂者所以变举国之风气，广天下之教育，兹事体大用宏，断非支节为之、方隅限之所能得益。”因此，他认为应于各省遍设一中学堂，整顿京师大学堂，并设专人负责管理。1902年，清政府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张百熙受命后，很想振兴和发展京师大学堂。他在奏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中说道：“从前所办大学堂，原系草创，本来详备；……大学堂理应法制详尽，规模宏远，不特为学术人心极大关系，亦即为五洲万国所共观瞻，天下于是审治乱，验兴衰，辨强弱。人才之出出于此，声名之系系于此，是今日而再议举办大学堂，非徒整顿所能见功，实赖开拓以为要务，断非因仍旧制、敷衍外观所能收效者也。”这番话表明了他欲发展京师大学堂的宏伟设想。他先办预备科为本科做准备。预备科分二科：政科和艺科。将经史、政治、法律、通商、理财等归为政科，将声、光、电、化、农、工、医、算等归为艺科。预备科三年毕业，考试合格者方能升入本科。大学堂附设速成科，以期在培养人才方面，收得急效。速成科分为二馆：仕学馆和师范馆。凡京官五品以下、八品以七，以及外官候选暨因事留京者，道贡以下、教职以上，皆准应考入仕学馆。举贡生监等皆准应考入师范。学业三至四年，毕业后可担任初级官吏或学堂教习。
1902年8月，张百熙主持拟定了《钦定学堂章程》，其中《京师大学堂章程》对大学堂的办学纲领、科系设置、课程安排、招生办法、规章制度、聘用教师、管理体制等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京师大学堂的办学宗旨：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端正趋向、造就通才等为全学之纲领。章程规定大学堂分大学预备科、大学专门分科和大学院三级。专门分科相当于大学本科，分科即学院，科下设日，相当于系。大学院相当于研究生院，不设置课程，主要进行研究。
为切实办好京师大学堂，“以仰副朝廷兴学育才之至意”，张百熙对京师大学堂进行了改革，准备扩建校舍、附设译书局、广购书籍仪器、宽筹经费等，影响至深的是对教师实行聘任制。经过一系列改革，京师大学堂初具规模。京师大学堂之所以能在中国教育史上翻开重要的一页，是与张百熙的苦心经营分不开的。
二、选拔教师注重德才兼备
   张百熙十分注重总教习的人选。他认为：“大学堂之设，所以造就人才，而人才之出，尤以总教习得人为第一要义。必得德望具备，品学兼优之人，方足以膺此选。”经多方寻求了解，认为学问纯粹、时事洞明、淹贯古今、详悉中外的冀州知州吴汝纶足以胜任总教习之职。于是极力保荐，奏请加封五品卿衔，充任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坚辞不就，张百熙伏拜地下说：“吾为全国求人师，当为全国生徒拜请也。先生不出，如中国何!”吴汝纶被其至诚所动，旋即就职。
   《钦定学堂章程》对教师的任职资格作了详细规定，对各级备类教师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如蒙学堂的教师，规定必须通晓经史及算术、物理等学科，才能胜任。张百熙认为选拔教师要破除积习，不拘成例，不能循情滥用，误人子弟。他强调选用教师“须择品学兼优，通达时务者”，要把那些“才具优长、通达时务、时练安详、学有根柢”之人留在大学堂。
   为保证教师质量，加强对教师的管理，大学堂教师实行聘任制。在《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专设聘用教习一章，要求每个被聘者与校方签订聘任合同，合同书上明确每一个被聘用者的工作职责、聘任年限。如果教师教课不勤，及发生任意紊乱课程上之规约等事，无论中外教习、年满与否，管学大臣均有权辞退。教师“如果不谙教法及讲授疏懈者”，应当辞退。章程还规定，自副总教习以下，“教课勤惰均由总教习按照章程严密稽查，年终出具考语，报明管学大臣查核”。这些规定的实行，保证了教师的教学质量，加强了对教师的管理，增强了教师的责任感。

三、主持制定中国近代第一个具有学校系统的教育制度
   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首次出现具有学校系统的新教育制度，始于张百熙任管学大臣时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该章程分《京师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五部分。因公布的时间是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年，故也称壬寅学制。壬寅学制将整个学制从纵的方面分为三个阶段七级。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分为蒙学堂(四年)，寻常小学堂(--年)，高等小学堂（三年)三级；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只有中学堂(四年)一级：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分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堂（三年）和大学院(不定年限)三级。儿童从蒙学堂到大学毕业，需20年。从横的方面有与高等小学堂平行的简易实业学堂和师范馆。壬寅学制对各级各类学校从办学纲领、入学年龄、功课教法、课程设计、考试办法、领导体制和教学纪律等方面都作了详细的规定。
   壬寅学制最终没能实行，但随后(1903年)拟定的“癸卯学制”，是在它的基础上修订的。癸卯学制是中国第一个经正式颁布后在全国推行的学制，它对旧中国学校教育制度在组织形式上影响很大，清末民初的新学校教育制度，主要以此为依据。张百熙对改革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贡献是千古垂芳的。
四、变科举，兴学堂，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
   张百熙多年从事教育行政工作的切身体验，使他认识到不改变现行人才的选拔办法，不变更教学内容和方法，人才是难以脱颖而出的。
   张百熙较早意识到培养人才之艰，并且总结现行科举制度及八股文的弊端，力主变通科举，广建学堂，这是其教育思想进步的表现，为后来废科举、废除八股文迈出了探索性的一步，是对近代教育体制改革的有益启示。
张百熙认为，科举考试无论诗赋、策论、制艺，时间久了，则陈腐剿袭，不能得真才。虽然清王朝以制艺取士，且得人最多，但日子久了，弊端就暴露出来了，“主司不善奉行，士子习于庸陋，故八股文至今日已就腐败，转相诟病。穷则思变，则不得不舍诗赋之空文，而取策论之实用，亦时使之然也。……学堂之不及造者，则变科举其至要矣”。
张百熙认为，科举与学堂贯通一致，相得益彰。科举能求才，学堂能育才；只有“广建学堂，方能变举国之风气，广天下之教育”。他把兴学校作为立国之本，认为国家要富强，改变国势阽危的局面，除兴学堂外，更无济世良策。
张百熙任管学大臣后，面对当时陈腐的教学内容和方法，锐意变革。在教学内容上他认为现行课程空洞无物，应广泛学习西学。他通过出使美国的钦差大臣取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13所学校的课程章程书目，作为编定教材的参考。
   张百熙十分注重教学方法的改进。他主张教育儿童“须尽循循善诱之法，不宜操切而害其身体，尤须以知耻之义，夏楚之事断不宜施”。“凡教授之法，以讲解为重要，诵读次之”。大学院不设置课程，主要进行研究。这种在不同年龄层次、不同学习阶段，采取不同教学方法的做法，在今天的教学方法改革中，仍具有现实意义。
五、重视留学教育
   为了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广开见闻，增长学识，张百熙主张选派学生赴东西洋各国留学。他以日本为例，日本自明治八年，选派优秀学生赴国外留学，至明治十三年，留学生纷纷归国，成为大学教师的主流。而以前所聘用的欧美教员，则去留皆无足轻重。现在，日本留学欧美者仍然源源不绝，“此其用心深远，可为前事之师”。因此，他认为应多派学生分赴东西洋各国学习各门专业知识，以备格来学成回国担任大学教师。用不了多久，中国所办学堂就完全由自己掌管了。他说：“早为之计，应用无穷，及今不图，后将追悔。”及至学生赴洋留学时，张百熙亲临车站，以忠爱大义、学以致用谆谆训勉。可见张百熙对留学教育的重视和对学生的殷切期望。
   京师大学堂虽由孙家鼎创立，但其发展却得归功于张百熙。张百熙为京师大学堂的恢复和发展投人了大量精力。由他参与拟定的学堂章程，为规范中国近代教育学制起到了示范和促进作用。张百熙的许多教育思想，如注重教师选拔、变科举、兴学堂、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以及赴洋留学等，都具有进步性。张百熙一生致力于教育行政工作，他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白新睿)
主要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