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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 调整改革
实事求是  调整改革

——谈蒋南翔的教育思想

     蒋南翔(1913年~1988年),江苏宜兴人。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1933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联和民族武装自卫会的工作,主编《清华周刊》和《北方青年》,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历任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支部书记、北平市西郊区委委员。1936年3月,到上海任市学委江湾区委书记,领导复旦、同济等大学的学生运动和革命活动。同年冬,回北平任市学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北方局青委委员兼北方局宣传部干事,协助刘少奇编辑党内刊物《斗争》。1938年初,任长江局青委委员,全国学联党团书记,在武汉筹备和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学联代表大会,并参加创立武汉青年救国团。1939年任南方局青委书记。1941年2月到延安,任中共中央青年委员会委员、宣传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受中共中央派遣,带领青年工作队赴东北开展青年工作,先后任中共江北分省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哈尔滨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市教育局局长、东北局青委书记、哈尔滨青年干部学校校长、东北局党报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在此期间,曾到布拉格、华沙参加国际青年会议。
     1949年1月,蒋南翔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委会副主任,在全国第一次团代会上当选为团中央副书记,后任书记处书记,并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52年12月,任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55年10月,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兼高等学校党委第一书记,同年9月,任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后为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主持制定《高教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使各级教育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1964年3月,任分设后的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同时兼任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次年1月,任高等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1965年8月,主持召开直属高等院校政治工作会议,贯彻毛泽东“七三指示”,减轻学生负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残酷迫害。1977年恢复工作,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79年1月,任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主持制定、完善各项规程,恢复研究生教育,落实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编写任务,解冻职称评定工作,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批判“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不良倾向。1980年4月在全国第三届盲人聋哑人代表会议上指出:盲聋哑教育须纳入普及教育规划,应建立特殊教育的师资培训及科研机构。5月,主持起草《教育工作汇报纲要》,提出对中等教育结构进行全面改革的设想。9月,领导筹划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学,大力推进“业余教育”。1981年8月,主持召开全国学校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对青年学生必须加强政治思想教育。1982年5月,任教育部顾问,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1988年5月3日病逝于北京,终年75岁。

     蒋南翔长期担任领导工作,对新中国教育事业的确立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受命于危难之秋,坚持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拨乱反正,澄清路线是非、平反冤假错案,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下面分两个阶段略述蒋南翔的教育思想。
     新中国建立后,对旧中国教育制度进行了改革,初步建立了一套新的教育体制,包括教育事业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对教育事业实行统一管理,初步建立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体制等。但从1957年开始,教育领域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及左倾错误对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违反了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一味盲目“大办”,只求数量增加,不顾实际可能,导致教育质量持续下降。蒋南翔从1961年起,认真贯彻“八字”方针,对教育事业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确定高等学校要缩短战线,压缩规模,合理布局,提高质量。当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蒋南翔将主要精力从事于《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简称“高教六十条”)的草拟工作,并完成《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即“中学五十条”)、《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即“小学四十条”)的定稿工作。上述《条例》,总结了新中国教育工作的经验,特别是1958年至1960年“左”的错误教训,使中国的学校教育工作走上了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正常发展轨道。
      例如在《高教六十条》中,对高等学校的教学工作、生产劳动、研究生培养工作、科学研究工作、教师和学生、物质设备和生活管理、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制度和行政组织、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等方面做了详细规定,指出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社会活动时间应安排适当,以利于教学;正确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服务;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高科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实行中国共产党学校党委会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充分发挥校长、校务委员会和各级行政组织的作用;做好总务后勤工作,保证教学和生活的正常进行;改进共产党的领导作风;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等。这是蒋南翔教育思想的第一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教育工作转入正轨。面对“文化大革命”对教育事业造成的混乱局面,担任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首先在教育战线肃清左倾错误影响,认清形势,分清路线是非,改革、调整了教育体制。在教育工作会议上,他总结了30年教育工作经验,认真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确立了适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教育计划和教育体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普及小学教育,开展勤工俭学;(2)改革中学教育结构,在调整、整顿普通中学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各类职业技术教育;(3)多层次、多形式、有计划、按比例发展高等教育,建立并逐步完善学位制度,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成人高等教育;(4)明确改革农村教育的指导思想。蒋南翔尤为重视成人教育,他认为“两种教育制度”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普通高等学校举办函授教育、夜大学是业余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培养专门人才的有效途径。
     蒋南翔特别强调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并提出了具体措施:(1)对学生进行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2)加强和改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3)加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4)加强劳动教育。1982年5月,他在《北京日报》发表题为《略说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单纯追求升学率问题》的文章,对学校只讲升学率,忽视劳动后备军的培养,只抓考分,忽视德育和体育,忽视基础知识和能力的培养等不良现象作了批评,指出教育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一代新人。
     蒋南翔很早就注意到教育的对外开放问题。1960年10月,他任“出国留学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具体负责互派留学人员、专家事宜。进入80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在蒋南翔的直接领导下,中国教育对外交流和合作达到了空前的规模,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突出表现在:(1)按照“按需派遣、保证质量、学用一致”的方针,派出大量留学人员。此举对于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缩小中国同世界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科技上的差异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接受了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来华留学生。(2)按照“平等互利、取长补短”的原则,中国与世界许多国家互派专家学者、代表团(组),进行双边和多边合作,开展学术交流,对于互通信息、开阔眼界、交流经验、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技术、借鉴外国在办学和管理方面的有益经验,对于改革中国的教育体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起了重要作用。(3)在不损害中国教育主权的前提下,积极争取国外援助,引进外资,接受香港、澳门等地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的投资,利用国际基金组织贷款等,这对于改善办学条件,更新教学设备,提高教学质量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从此,中国的教育事业与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与蒋南翔的开放教育思想是分不开的。

主要参考文献:
1、何东昌主编.当代中国教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2、中国教育大系编纂委员会编.中国教育大系.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3、蒋南翔著.坚持社会主义的教育方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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