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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荣鑫(1917年—1976年)，山东蓬莱人。1937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延安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干事、中共张家口平绥铁路局党委书记、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党校教务主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华北局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建筑工程部副部长，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常委。1958年任浙江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61年7月9日，被任命为教育部副部长，后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1975年1月17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是年11月8日，张春桥批示为由，责令其停职检查，此后屡遭点名批判，公开批判达50余次。1976年4月12日，正在医院治病的周荣鑫突然被迟群一伙强迫办理出院手续，停止接受必要的治疗；当日上午昏厥在追查会上，当晚在家中逝世，终年60岁。1978年8月28日在北京举行追悼会，为周荣鑫平反晤雪。
    周荣鑫曾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教育部副部长、部长等职，长期处于教育事业的领导岗位。他的教育思想和观点也就主要体现在他的政策、方针、讲话等方面。
    1958年1月，周荣鑫任浙江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后，在突出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狠抓教育质量的提高，致力于充实师资队伍和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在“教育革命”中，力主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要求学生正确处理“红专关系”，相应制订了一整套教学规范，使浙江大学的办学水平迅速提高。
1961年10月，周荣鑫在教育部召开的全国师范教育会议上指出：必须办好高等师范院校；师范院校是培养师资的主要阵地，这个阵地要坚持。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生要为人师表，要加强政治思想学习和道德品质修养，要有宽厚的文化科学知识；强调要掌握专门的教育理论和技能技巧，要加强业务训练和教育实习。必须坚持高等师范院校“面向中学”的基本观点。
    1975年周荣鑫任教育部长后，积极着手整顿教育工作，主持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汇报会，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刊载于《教育革命通讯》。他指出，“我们教育革命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的倾向很严重”。他尖锐地问：“教育与经济基础，哪些相适应，哪些不相适应现在一讲教育，好像一文不值了，成不成？”“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就不能当技术员，不能当干部，只能回去当工人农民，这样成不成？”“我们现在学校有没有培养干部的任务?不培养干部办大学干什么？”“根本不要文化，就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行吗？”“有知识的是私有，没有知识的就公有?那不要学校好了!”“我们教育革命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的倾向很严重，非出问题不行。”他主张正确评价“17年的教育”，强调通过学校进行系统的文化科学知识学习，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为改进理科教育，他主持编印了《周总理关于基础科学研究和理科教育革命的部分指示》和《毛主席关于自然科学的部分论述》，要求重视基础学科的建设和制定科学教育的长远规划，并主持文教规划务虚小组举行会议，按照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研究了文化教育长远规划的方针、政策、综合平衡、奋斗目标和重大措施等问题。会议强调指出，要从指导思想等方面解决不少单位不敢提智育、文化，在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忽视基础科学以及只顾当前、不顾长远等问题。
    1975年8月教育部召开了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四省市中小学教育座谈会，他在会上讲话指出：“毛主席从来没有讲过不要文化。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要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主席指示过的，也可以不管，这样不成!”强调要对学制、课程、教材、教学方法的改革进行试验，要及时总结。对“争夺青少年问题”，他认为“首先要解决理想教育问题……各方面都要进行理想教育”。认为“智育第一”问题根本上是“三个脱离”的问题。这些讲话在教育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75年9月26日至11月28日，他主持起草了《教育工作汇报提纲》，认为当前的危机在于“不读书”，在于惧怕文化，害怕被戴上“智育第一”的帽子；建议提高教师地位，给教师队伍以正确的评价，充分调动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并说：“小平同志讲了两句话，形势大好，形势逼人。要看到逼人的一面，要头脑清醒，要端正路线，要有干劲搞四个现代化。25年发展远景，关键是我们教育部门要培养人。……小平同志说，科学研究工作后继有人问题，中心是教育部门的问题。现在有个危机——不读书。教师有个地位问题。教育部门也有个调动教师积极性问题。”但是，由于周荣鑫受迟群一伙迫害，这个汇报提纲未能完稿。
1975年10月20日，周荣鑫在听取铁道部人事局同志汇报七所铁路高等学校情况时指出：“当前形势，就是要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任务和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一起来，不能割裂开。我们现在有人把政治和经济、业务、技术总是割裂开。”“四个现代化需要培养人，不培养人是要拖后腿的啊!不改变现在的情况，很可能拖后腿。”当时主管教育的副总理张春桥找周荣鑫谈话时谈到教育形势，周荣鑫指出当前学生不读书等问题亟待解决，张春桥则说：“社会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风”。就这样，周荣鑫的谈话、言论及变革的主张，使“四人帮”如坐针毡。迟群诬告他“否定教育革命成绩”，“组织上任人为亲，搞宗派”，后又批判他利用《教育革命通讯》“制造否定教育革命的舆论”，并将该杂志停刊，后将周荣鑫迫害致死。
    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周荣鑫参加了学校管理和国家教育事业的管理领导工作。无论何事何种情况下他都能充分尊重人民的受教育权利、尊重教育的客观规律、尊重具体的客观历史条件，有针对性有创造性地提出教育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领导管理思想是我国教育事业顺利发展的难得的财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1975年在任教育部长后的一年左右的时间内，他不顾个人安危荣辱，针对“四人帮”对教育事业发展造成的极其严重的干扰和破坏，进行了不屈不挠、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且能够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长远前途来认识教育的战略地位，积极采取了整顿措施。这种认识和探索对于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教育事业的顺利发展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