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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学新人 开放教育
——记刘光蕡教育思想和实践
刘光蕡(1843年～1903年)，原名一新，字焕康，号古愚，陕西成阳人，清末教育家。光绪三年(1875年)中举，后屡次不第，遂弃绝科举仕进，专心致力于教育，思以经史实学培植乡人，造就经世致用人才。初主陕西泾阳书院和泾于书院，1885年，他与柏景伟在陕西泾阳味经书院别设求友斋，其旨趣“名为求友，盖取析疑赏奇，乐多贤友之意”。两年后接任味经书院院长，对课程教法进行变通，定期坐堂讲解，严格考课并定期张榜公布成绩，学风由是大变。1895年春，受甲午战败的刺激，在味经书院增设时务斋，手订章程．言明立斋旨趣．“爰立时务斋于味经书院，俾人人心目中有当时之务，而以求其补救之术于经史”。时务斋的创立，使西学在陕西得以迅速传播。1896年，刘光蕡与康有为、梁启超订交，书函往返，遥相呼应，被康、梁誉为“博大文儒，关学后镇”。1897年，他兼任崇实书院院长，为贯彻实学实用之旨，特设工艺斋，求购日本轧花机样品，供学生研求仿造，以推行于社会。同年8月，又创设味经学会和励学斋，一方面宣称西学“其源无不出于中国”，另一方面又要求“广购致用于之书”以广泛传播西学，成为陕西传播新学的中心。1898年“百日维新”中，他支持变法。戊戌政变后，因与康有为、粱启超有勾结嫌疑而被革职。此后居家，对继续追随他的学生讲学，并整理平生著述。1903年复出，任甘肃大学堂总教习，未久病逝，终年6l岁。著有《大学本义》、《论语时习集》、《孝经本义》、《改设学堂私仪》等，门人集为《烟霞草堂文集》、《烟霞草堂遗书》，后合辑为《刘古愚先生遗书》。
刘光蕡早年走的是传统知识分子沿续了一千多年的老路：读书——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这条路的弊端在于“束发受学，但知读书为作八股之资，不惟与世事无涉，并与自家身心无涉……一旦身列仕途，问以家国天下事，皆欲索之仓卒，而毫未预为之计，天下事安得不坏。故士非士，吏非吏，官非官，兵非兵，工非工，刑非刑，一切用人行政均以八股之技从事，代他人为言而与己无与”(刘光蕡《味经书院时务斋学规》)。这是他从亲身经历中总结出的沉痛教训。因此他痛恨科举制度，深知八股取士的虚而无用，徒费精力，使立志从事教育，希望以此匡正时弊，培养于国于民有用的人。
刘光蕡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其教学实践中，在泾阳味经书院讲学期间，他改革了课程设置，废除了一些无用的科目，增加了许多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内容。在以经学、史学、道学、政学为主的前提下，加设月课，附以天文、地理、算法、掌故各学，广揽同好，访求讲论、交流心得。特别是在他担任味经书院的院长后，大刀阔斧改革，以实现自己的教育主张。在《味经书院时务斋章程》中，刘光蕡首先说明了创办时务斋的缘由，然后列举了条目：
(一)粗设斋规。分拨款、责成、选士、膏火、订交等项作了详细说明，对经费筹拨、行政管理、入学考试和德业奖励等均有明确规定。
(二)严立课程。在读书分类中，不仅有中国传统的经典，还要学习西方之书。如道学类有《易经》、“四书”等先儒性命之书，须兼涉国外教门风土人情之书；史学类有《春秋》历代正史等．兼涉外洋各国之史，审其兴衰治乱，与中国相印证；经济类有“三礼”、“三通”及一切掌故之书，兼涉外国政治、《万国公报》等书，以与中国现代政治相印证；训诂类有《十三经注疏》、《说文》等考据之书，兼涉外国语言文字之学以及历算，融合中西。在“计日程功”中，他将每日分作六时，分别用来讲阅经史、习学西艺及西书、游息。他强调阅读西学诸书，要理解，懂操作。“自书课册”则严格要求学生随时做笔记，评赏张榜，赏罚分明。
(三)创设讲会。规定每月会讲两次，“凡有志于时务者，不论籍贯，不论文武农工商贾，皆准听讲”。路途远的人由学院供应饮食。
(四)勤阅报章。书院订阅《京报》、《申报》、《万国公报》以及新出各报，供学生阅读，并规定“凡不阅报者不准人斋会讲”，鼓励学生关心时局。
(五)刊行西书。设刊书斋和售书处，确定先刊印格致、算术、商务、通商条约及各国交涉、战阵军械等书。刊印《中兴诸贤文集》时，要优先考虑那些与洋务有关的人，表现了刘光蒉放眼世界的服光。
刘光蕡在主持昧经书院期间，为了激励学生，又制订了《时务斋学规》，以“励耻、习勖、求是、观时、广识、乐群”六项砥砺诸生，“于是经史、道德、经济、天文、地理、掌故、算法之学，略有端倪，响学之士，争趋味经”，使得味经书院成为陕西学术文化的中心，享有“关陇才俊，什九列其门下”之誉。张汝梅、赵维熙在《陕西创设格致崇实书院折》[光绪三十二年(1896年]说道：“……关中宏道，昧经书院肆业诸生，多能讲求实学，研精典籍。”刘光蕡的教育活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所有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刘光蒉的努力分不开的。
纵观刘光蕡的教育思想，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张教育要经世致用。他特别重视算学，认为“算学为各学之门径，重学为制造之权舆”。他要求学生“关心时务，讨论经史，期于坐言起行可获实用”(刘光蒉《谕味经诸生》)。他延聘名师，广泛购求古今致用之书，要求学生分门研习，按日程功，并且不局限于巾学西学，只要有利用于实用，如天文、地舆、吏治、兵法、格致、制造等类都要研求，时务斋即以融合中西、明体达用为宗旨，总之是不事空谈，专求实获。
(二)实行开放式教育。这里所说的开放，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方面对学生开放，学生不仅仅限于学习“四书五经”，而且中学西学都要会通融合，阅读报章，关心时局；另一方面，向全体民众开放，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普及，提高全体国民的文化素质。因此在会讲期间，各阶层的人，农民、士兵、官吏、商人等皆可去听讲，真正做到有教无类”，扩大了教育的范围和影响。
(三)重视妇女教育。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女子无才便是德”，而且根深蒂固。刘光蒉则摒弃这一传统偏见，主张设立幼学，男女同校。他的设想是“十年之后，女子为妇为母，则家家有塾师，而才智出矣’(《刘古愚先生遗书》)。他认为：子女最亲近母亲，也乐于听从母亲的话；母亲教授子女简单易行，不需记诵，所以孩子不以为苦，这就是母亲教育的好处。如果“家家有学塾，人人能为师”，那么全体国民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则中国的繁荣强大就指日可待了。而要做到这一点，“非女子皆读书习算不可”。他甚至还预言，如果女子普遍受教育的作法从今天开始，那么“二十年后，男子强大，士、吏、兵、农、工、商，皆能自精其事；而女子佐理于内，能自教其子女，则王仕起于闺门，且臻三代以上之盛治，而何强政之足云?”多么美好的前景！即使在今天看来，刘光蕡的这一建议仍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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