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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经说读经这样一种教育，就是教育的经济学。因为它太经济了，只要学一点点，它就有很大的收获。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每个老师，希望你记住一句：我们所要教给学生的一定要教他有用的东西，而且这个有用一定是高度有用，而这个高度有用是一辈子有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只要教五分钟就影响他一辈子，你只要教几句话就让他一辈子受用。假如不是这种教材你不要教，因为什么？因为学的刚才说的那种教材，自己就会了，你教他做什么。
台湾的语文教育失败了，严重地失败了，我们费了那么多的时间来学国语国文，但是语文程度一年不如一年，为什么专门在浪费孩子。我们举几个例子，我们的小学，他认为小学生懂什么，小学生懂什么呢？小学生只懂得他身边的生活，于是我们要生活寓教育教育寓生活，所以我们要教他身边的语言。所以他懂得什么呢？小猫小狗，所以我们教材里“小猫叫小狗跳；老师早小朋友早，我的书包里，有书又有笔；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不回去……”。
小华、小明、小英的故事讲了六年，这三个人在六年之内阴魂不散。学了这三个人的故事之后，一个人到了十三岁升上初中了，他的心灵里面除了认识两千多个中国字以外，他的心灵当中有四个字可以形容：“一无所有”，完全浪费。
现在我举一个另外的例子，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唐德刚先生，他反省胡适之的所谓白话文运动。胡适之先生是鼎鼎有名的名人，他自己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在他晚年的时候，用英文讲自己的一生的经历，叫作自传，不是口述自传。因为是英文但是这个很有历史价值，所以，他就叫他的学生唐德刚（现在美国纽约大学当教授），叫他把它翻译成中文。在翻译的时候，唐德刚一面翻译一面就下注解，对于胡适之先生的功业，有一些评论。在讨论到民国八年“五四运动”，民国九年白话文运动的时候，唐德刚先生这样说，我来念给大家听，书上说：
“这一场的白话文运动，尤其是以白话文作为中小学教育工具这一点，其建设性还是破坏性究竟孰轻孰重，最好还是让在这个运动影响最重的时期，受中小学教育的过来人来再现身说法，因为民国九年的时候胡适之建议国民政府，把我们小学的国文教育完全改成国语就是完全改成白话文，小孩只学白话文就好了，不要再学那些极其拗牙的古文了，这叫白话文运动”。
唐德刚先生就是那时候正好是小学生要入学的人，于是他亲身经历到了这种变化。他说：“要是由我来说，才能够知道这种教育到底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是对国家有利的，还是在残害国家的。笔者本人就是胡先生所称许的，当年新学制所受教育的小学生之一。很不幸，我是个乡下孩子，距离我家最近的国民小学叫作“公立小学”，“公立小学”一概都照政府的办法教白话文，这个小学也在十里之外。我们上不了公立小学，只好在家里祖父开一个私塾来教我们几个亲戚的孩子，我祖父是革命党，他的头脑是新的，所以他有许多的改良，不是按照一般的私塾教育。但是在国文这一课他却规定我们要背诵古文，作文也要用文言文，不许用白话文，我在这个私塾之内读了七八年之久，我的国文就“从床前明月光”一直背诵到“苦稽古帝尧”。”（“苦稽古帝尧”是尚书，号称极其拗牙，所以把尚书都背完了，大概《四书》、《五经》、《诸子百家》都背完了。）
“在我们这些同学，当中除了二三个实在念不下去之外，大多数的孩子都不以为是辛苦，最后在家长的鼓励之下，竟然也主动读《资治通鉴》和《昭明文选》这些大部头书，那时候才几岁、十一岁；在我们十二岁那年春天，家长送我们上初中，必须有一张小学文凭，所以就把我们插班到公立小学去。我还很清楚记得，我们在公立小学所上的第一堂国语课，就是有关早晨那个公鸡的白话诗，他的诗是这样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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